作者：我方团队成员张嵚。

上回咱讲了朱高炽辅佐朱棣完成靖难之役，夺了皇位，且一波三折的登上太子位。

上回庆点击：帮朱棣篡取天下的幕后功臣，有此不为人知的一代仁君！

但定天下，封太子，看似“熬出了头”，其实，凶险才刚刚开始。

首先是这太子位来之不易，尽管在“靖难之役”中立功颇多，但长久以来，朱棣最喜爱的还是能征善战的二儿子朱高煦，在“靖难之役”的关键战役白沟河之战前，朱棣就曾暗示朱高煦要做好“接班”的准备（勉之，世子多疾）。登基之后，其麾下曾与朱高煦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们，如朱能，张辅，邱福等人，也力主册立朱高煦。这些人，都是后来位列功侯执掌军权的“功臣”，影响力甚大。而朱棣的三儿子朱高燧，也和朱高煦勾连一气。因此，朱棣从建文三年登基后，直到永乐二年才正式册立，实为在二子之间犹豫不决。

支持朱高帜的却是文臣一派：一是曾在靖难期间协助朱高帜留守的文臣，如后来的礼部尚书吴中等人，对朱高帜颇为支持，而在朱棣登位后，他所倚重的文臣，如夏元吉，蹇义，方宾，解缙，胡广等人，对朱高帜也颇多支持，一则是因为朱高帜为人宽厚谨慎，在文臣中深得人心。二则是朱高煦性情横暴，当年在南京“胜利大逃亡”期间，就曾在沿路杀人，“靖难”成功后，更是“倚功多有不法”。民愤极大。而封建社会“立长”的传统，也让文臣们更多的倾向于朱高帜一边。

永乐元年（1403年）一月，群臣即上表要求册立太子，朱棣以太子“正在学习阶段”（属尚进学之时）为由予以拒绝，两个月后，群臣请朱棣的同母弟弟周王出面，再次请求册立太子，反遭朱棣下旨斥责。

而让朱棣最终拿定主意的却是如下几件事，一是兵部尚书金忠的意见，金忠善于占卜，朱棣起兵期间就曾多次向他问计，史载“无卦不灵”。立太子之事，金忠用卜卦的方式向朱棣进言，告之若废长立幼，日后必然引发兄弟相残，令朱棣大受震动。另一个常年为朱棣卜卦的相士袁拱也对朱棣说朱高帜有“帝王之相”。而大学士解缙的话也颇为重要，他对朱棣称赞朱高帜有“好圣孙”，“圣孙”即朱高帜之子，后来的宣德皇帝朱瞻基，从小就和朱棣“隔辈亲”。

而朱高帜从立为世子开始，一直小心谨慎，从未有过任何错事，和他不法行为不断的两个弟弟对比鲜明，如此种种，最终让朱棣下了决心，永乐二年（1404年）正式册封朱高帜为太子，之后，选拔杨士奇，杨荣，蹇义等人相继成为“东宫詹事”，辅佐朱高帜。但对于朱高帜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

被封为“汉王”的朱高煦果然不死心，他先是以种种借口拒绝就藩，接着和三弟朱高燧以及宦官黄俨勾结，屡屡陷害朱高帜。朱棣为朱高帜选择负责太子教育的“太子太师”丘福，更是朱高煦的亲信。

永乐六年，朱棣又命丘福辅佐“皇太孙”朱瞻基，这样父子二人其实都在朱高煦的监视之下，而朱棣从永乐八年起，连续发动了五次对蒙古的御驾亲征，每次都命朱高帜坐镇南京监国，这更把常年受朱棣猜忌的朱高帜，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在朱高煦的陷害下，朱高帜身边的亲近大臣也不断有人遭罪，先是大学士解缙，在永乐四年（1406年）遭贬，四年后又被处死。原因正是朱高煦诬陷他“擅与太子谋，恐不轨”。

永乐十年（1412年），大理寺右丞耿通向朱棣揭露朱高煦的不法行为，反被朱棣以“离间父子”罪赐死。而最严重的案件，却是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亲征蒙古得胜归来，心情大好之际，随行的朱高煦借机向朱棣诬陷朱高帜，回到南京后，因在南京监国的朱高帜迎驾迟缓，引得朱棣大怒，甚至动了废黜朱高帜的念头，危急时刻，朱高帜身边的杨士奇，蹇义，杨浦等大臣主动承担了罪责，力陈此事是自己责任，结果纷纷被朱棣下狱。朱高帜虽躲过一劫，但太子位已然风雨飘摇。

朱棣之所以对朱高帜常年颇多防范，一者是他天生的猜忌心理，二者是他对朱高煦的偏爱以及朱高煦亲信的太监和武将常年的影响。但最重要的却是，朱高帜虽然谨慎小心，但他为政宽厚，特别是在朱棣北征期间，他留守监国，每次都赦免许多无辜得罪的犯人，并减轻刑罚，这无疑是与朱棣“唱反调”。身为帝王，自然忌惮身后即位帝君更改自己的国策，朱高帜无疑是犯了大忌的。

但朱高帜最终平安的度过了难关，这得益于他身边亲信文臣的帮助，也得益于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良好表现。朱高帜信任的杨士奇，杨荣，杨浦等大臣分外有智谋，每遇危机，不但能勇担罪责，更能设法化解危险。特别是杨士奇，身为“内阁大学士”，朱棣时常向他询问太子的表现，每次都美言甚多。

而吏部尚书蹇义也是关键人物，他执掌“吏部”，素来以看人眼光极准而得朱棣器重，朱棣派丘福北征时，他向朱棣进言丘福“有将略无帅才，不堪大用”。结果如他所言中，令朱棣大为赏识。对于立储这一“敏感”问题，蹇义甚少发表看法，但他在洪武年间就曾是朱高帜在“大本堂”时候的老师，“立场”自不必说，朱高煦每次进谗言，陷害朱高帜一派的官员时，蹇义表面不说，暗地却利用自己“人事部长”的身份从中周旋，尽量使获罪官员减轻责罚，每次都“保全善类甚多”。而另一位负责“大账房”的户部尚书夏元吉，也时常对朱棣言太子“素节俭”，令朱棣大为满意。

最关键的还是朱高帜自己的表现，虽然屡遭两个弟弟陷害，但朱高帜不计前嫌，每次朱棣询问他对于弟弟的看法时，皆言其善，每次朱高煦有劣迹被告发，更是主动乞求朱棣宽恕，与两个弟弟平日“打小报告”形成对照。而每次受命“监国”时，虽屡遭朱棣猜忌，却依然坚持行“仁政”，但每份诏书，皆以朱棣名义行事。蹇义向朱棣进言道，朱高帜此举，实为“树陛下之恩德也“。看到儿子为自己“收买人心”之举，朱棣也有所感动，连连感叹“先皇（朱元璋）常赞太子仁孝，今观果不虚也”。而在几次朱棣欲废朱高帜时，当年曾为朱棣占卜的金忠屡屡阻止，声称愿“举家连坐保太子”。日久天长，朱棣“心理天平”终于倾斜。

而在这过程里，朱高煦也终触怒了朱棣，他勾连三弟朱高燧，不但时常陷害朱高帜，且胡作非为。史书上记录最多的，是他常以李世民自居，引起朱棣厌恶。

其实除此以外，他所触怒朱棣的还有两件事，一是私自走私茶叶至青海西藏，破坏朝廷与西藏地区的“茶马贸易”，“茶马贸易”一直是明朝战马的重要来源，对意在征服蒙古的朱棣尤为重要，朱棣二征瓦剌回来，战马死伤甚多，却得知战马储备不足，一时大怒，命夏元吉严查，却牵出了朱高煦的“走私案”。朱棣虽最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朱高煦印象大恶。而另一件事，是不久后的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朱高煦在南京招募“护卫”，建立了一支3000人的亲兵队，偏偏这其中有几个人横行不法，在南京买东西时强买强卖，打死居民，当时南京的兵马指挥使徐野驴将之捉拿，随后却被朱高煦派人殴死。

此事被兵部尚书金忠报之朱棣，经查问，得知这些人都是朱高煦亲兵，此事犯了朱棣“大忌”。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就朱高煦封藩一事询问杨士奇，杨士奇巧答道：“陛下正谋迁都，汉王却留居南京，望陛下深查其心”，暗指朱高煦有谋反之意。

正中朱棣下怀！

同年，朱高煦被强行迁往山东青州做“汉王”。朱高帜的太子位，从此稳固。此后朱棣过世，在杨荣和张辅的巧妙安排下，朱高帜有惊无险的即位。此事值得一提的还有张辅，他虽是朱高煦一派，但史载他“识大义”，关键时刻与杨荣合谋，终令朱高帜顺理成章，登上了大明皇位的宝座。

五

与今天许多人想象不同的是，君临天下的朱高帜，在接过了朱棣留下的丰厚家产的同时，也接下了“永乐盛世”结束后，大明帝国的百孔千疮。

朱棣一生，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却终免不了劳苦百姓。至朱高帜即位时，户部尚书夏元吉就向朱高帜奏报，天下已然“民穷财尽”“疲惫至极”。内政方面，江西，福建，以及山东西南，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始有发生。因北征征用大量民夫，北方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四省“十室四五空”，劳力大量流失，粮食也连续三年歉收。因土地兼并以及各地大兴土木，江苏，浙江，江西各省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浪，形成严重的“流民问题。”物价方面，仅大米价格，就比朱棣即位初期上涨了十倍。在永乐朝初期足够支用十余年之久的“国家战略储备粮”，此时只够支用一年有余。对外方面，安南叛乱仍在继续，当地明军败绩连连，国家耗费钱粮无数，成了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高帜果断更改了朱棣时代的内外国策，开始“仁德治国”。对朱高煦，朱高燧两个曾与他争皇位的弟弟，他体恤有加，毫不念旧恶。内外政策方面，对外停止了“下西洋”和“通西域”，对北方鞑靼和瓦剌改以招抚，暂停用兵，对南方的安南叛乱也暂停用兵，派使者展开“和平对话“。经济方面依夏元吉建议，停止发行纸币“宝钞”，并由国家控制盐价，实行“紧缩银根”，控制物价。针对越发严重的土地问题，朱高帜一面派出以监察御史周亁为首的“工作组”，赴江西，江苏，安徽，山东等省“展开调研”。另一面废除朱元璋时代部分禁令，将之前诸多不允许平民进入的湖泊山泽，甚至军用马场均划归民用，招募农民垦荒，以解决“流民问题”。

为缩减国家开支，更在政府方面开展“机构改革”，裁撤了朱棣时代设立的闲散府衙，“下岗分流”大批官员，对地方官设立了70岁必须致仕的“退休制度”。对屡平屡反的各地农民起义，也变剿为抚，改以招抚之策。短短几个月间，各地民乱纷纷平定，国家物价日益回稳，国家财税收入日渐增加，至洪熙元年(1425年)一月，国家税粮收入即达到接近永乐朝最繁荣期的三千五百万石，物价水准特别是米价，也回落到朱元璋时期的水平，濒临“民穷财尽”的明王朝，终逐渐重回正轨。

在稳定内政的同时，朱高帜也对传统的司法和政治制度着手改革。首先是司法方面，赦免了大量在“靖难之役”后获罪的家庭，如铁弦，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罪臣”的亲属皆重获自由，“罪臣”们也得以“平反昭雪”。进而对《大明律》做了修正，废除了如宫刑，扒皮塞草等残酷刑罚，为政以宽松为主。最重要的确是国家政治改革，进一步强化朱棣时代确立的“内阁大学士”的权力。治国倚重文臣，在他做太子期间成为亲信的杨士奇被任命为内阁首辅，是大明朝创建内阁制以来首任“国家总理”。更形成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三杨内阁”（杨荣，杨浦，杨士奇）。这一切，不仅是当年建文帝想做而未能做出之事，更成为明王朝后世的沿用制度。

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五月二十九日，正励精图治的朱高帜猝死于宫内钦安殿，时年四十八岁。死后追谥为孝昭皇帝，庙号仁宗，短短十个月执政时间，却奠定了明王朝之后“文官政治”的雏形，影响其后二百年。《明史》称他“定万世臣子之法”“景比隆哉”，观其贡献，至为恰当。

但与他生前史不绝书的赞誉相比，他的死因却成为一个争论。《明仁宗实录》和《明史》都只字不提他的死因。主流的史学观点认定他死于“耽于淫乐”“纵欲过度”，大都来自洪熙元年，国子监祭酒李时逸批评他的奏折，李时逸批评他“自建宁选取秀女，恐阻维新之望”，气得朱高帜险些将李时逸斩首。直到垂危时还怒骂说“时逸辱我”。明人《病逸漫记》中也考证他是为了治疗“阴症”（阳痿）服药中毒而死。

但令根据《明史》记录，朱高帜在位时的皇妃，除张皇后外，仅郭，李，谭三妃，“纵欲说”确实有待商榷。而另一种说法“暗杀说”。则起自一个疑点，洪熙元年三月，朱高帜命太子朱瞻基南下中都（凤阳）和南京，祭奠明朝皇陵，但朱瞻基离京后，并未按照行程先去凤阳，而是直奔了陪都南京，显然是为“接班”做准备。

而负责侍奉朱高帜饮食起居的御用监宦官海寿，却是朱瞻基的亲信，朱瞻基登基后，更摇身一变成为大明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更让人疑惑的，是汉王朱高煦在朱瞻基登基后起兵造反，事败后被审讯的记录，朱高煦承认他在闻知朱高帜驾崩后，曾专门派兵在朱瞻基必经的各要道布控，准备截杀回京即位的朱瞻基，谁料却最终扑空。此时朱瞻基远离京城，如无意外不可能比朱高煦更早知道仁宗去世的消息，唯一的“意外”，也许就是所谓“驾崩”，正来自他的亲手谋划。历史的谜团伴随着争论延续到今天，终未见水落石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