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晋生因经济犯罪潜逃澳大利亚，惶惶不可终日，枪不离身，枪是男性力量的一种象征，可是这枪越多意味着安全感越少，枪作为一个符号经常也有男性性器官的象征作用，此时张晋生对枪支的肆意占有，似乎正印证着弗洛伊德提到的“阉割焦虑”。张晋生身上积压的资本和权力使人性产生了异化，他与故乡地域上的距离又使这种异化变得不可治愈，他空有权力，却没有这种权力可针对的人。对张晋生这个人来说，对敌人的争斗和对权力与资本的施展，是塑造自己，让自己变得有意义的方式，当一方过重另一方过轻时，自我就是失衡的，人的脾性变得怪异和焦灼，变得不像自己。最明显的体现，便是与儿子的沟通鸿沟上。

　　儿子张到乐身上有多个地域的符号：以美元“dollar”为名，生在汾阳，长在上海，2014年来到澳大利亚，不会说母语。儿子渴望离开父亲和学校，理由是“我做什么都行。”这“做什么都行”意思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儿子口中的自由，只能说是对逃离当下的疯狂渴望，对陌生环境的逃离，对父亲的逃离，但没有归宿，想逃却不知道去哪儿，这反而是最大的不自由。梁建军后来回汾阳前看到的老虎，11年后的此刻又在澳大利亚出没了。与他相比，当年爱沈涛不成，愤然离开汾阳时义无反顾的梁建军，在某一刻是最自由的。如果说张晋生的异化结出了什么果实，那便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张到乐。此时张艾嘉扮演的中文老师在张到乐生活中出现的意义，顺理成章的象征着一种类似母亲身份，这个“母亲”既代表缺失的母爱，又是难回的故乡。张到乐最后与张艾嘉扮演的中文老师从学生关系到母子关系，最后发展成一种奇怪的恋人关系，与他父亲的“阉割焦虑”不同的是，他身上存在的是一种“恋母情结”。想到在《公民凯恩》中出现的着名的“玫瑰花蕾”，我一直觉得这朵花蕾象征着凯恩晚年时对回归童年的渴望，对早早就断送了的母爱的怀念，和回到童年下雪的乡下小镇的热望。对张晋生和梁建军来说，他们的玫瑰花蕾可以是一句汾阳方言，可以是过年时的一顿饺子。对张到乐来讲，他的玫瑰花蕾就挂在脖子上，是母亲沈涛给他的一串钥匙，可悲的是他可能永远打不开家里的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