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网络媒体报道，北京时间11月1日早晨7时前后，新疆库尔勒附近出现“异常天象”，而该“天象”与中国历次反导试验后产生的尾迹特征十分相似。有消息称，此次试验的内容可能是高层大气末段反导拦截试验，目前我军执行该任务的拦截弹型号为红旗-19，而在美军中只有尚在计划中的THAAD增程型与红旗-19相当。这一技术有助于提高拦截包括高超声速滑翔器在内的来袭目标的能力。但对此判断，有媒体提出了不同意见。美国《大众机械师》网站称，中国曾在新疆库尔勒附近多次试射SC-19反导拦截弹，该弹是基于东风-21中程弹道导弹设计的中程反导拦截弹，故此次试验为中程反导试验。对此，国内有专家认为本次试验的弹道接近于2014年7月23日使用SC-19拦截弹进行的“非摧毁性反卫星试验”，地面所观察到的“异象”是导弹和尾迹折射的高空阳光，并不能表示导弹的真实飞行轨迹。

图注：新疆库尔勒上空疑似因反导试验而产生的“异常天象”

巧合的是，同一天美国也进行了反导拦截试验。据美国导弹防御局网站消息，当地时间11月1日晚11时03分（北京时间11月1日中午11时03分）美军在西太平洋威克岛周围海空域由多军种联合进行了一次代号为“飞行测试行动-02 事件 2A（FTO-02 E2A）”的多层反导拦截试验，此次试验“空前复杂”这次试验的代号为进行的。此次试验首次验证了海基的“宙斯盾”系统和陆基的THAAD系统互相配合进行反导作战的能力，融合了对弹道导弹探测、追踪、拦截、接战、消灭的多层作战能力。根据美方透露的信息，本次试验首先由C-17运输机发射靶弹，随后由停靠在预定海域的“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发射“标准”3中段拦截弹，但该弹发射后失灵拦截失败。随后，在靶弹飞行末端，陆基的THAAD系统补射了拦截弹并成功命中摧毁目标。与此同时，“约翰·保罗·琼斯”号也发射了“标准”2防空导弹对一枚模拟巡航导弹的BQM-74E靶弹进行了拦截，此次拦截也获得了成功。

图注：THAAD系统发射的拦截弹。该弹在“约翰·保罗·琼斯”号发射的“标准”3拦截弹拦截失败后命中并摧毁了靶弹

从时间上看，中美两国各自的反导试验进行时间相差仅4小时，如此巧合的试验时间引发了媒体的猜测。但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中美两国第一次在同一天进行反导试验。2013年1月27日，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宣布当日中国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同日，美国也进行了中段反导拦截试验。由此看来，此次中美反导试验“撞车”实属偶然。但考虑到联合国大会裁军事务第一委员会11月3日以156票赞成、3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题为“再次下决心采取联合行动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决议草案，而表决中中国、俄罗斯表示反对，美国、英国、法国弃权的结果，中美两国的反导试验便显得非常值得玩味。弹道导弹与核武器之间的密切关系毋庸多言，而中美两国又是目前仅有的两个同时拥有热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和中段反导技术的国家，在该议案提出之前进行反导试验与议案表决时一致表示抵制（禁核议案由日本提出，美国不太可能直接否决），便多少有种“山雨欲来”之感，所体现的国际政治氛围十分微妙。

图注：美军此次联合反导试验的全程示意图

而美军此次进行的反导试验，也非常值得研究。在此次试验前，没有任何国家进行过陆基末段反导系统与海基反导系统的联合试验。虽然“约翰·保罗·琼斯”号发射的“标准”3拦截弹未能起到效果，但THAAD成功对靶弹进行补射并拦截成功，证明了陆海基反导系统联合作战的可行性。陆基反导系统与海基反导系统的协同，不仅仅需要两者各自系统内部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对包括通信、数据传输、目标探测、定位跟踪等多方面子系统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都会导致协同作战的失败。从这个角度而言，“标准”3的拦截失败反而证明了美军反导系统协同作战的可靠性。可以说，此次美军试验的价值丝毫不亚于同期中国进行的中段反导拦截试验。

从试验内容上看，中国与美国展现了不同的反导思路。目前中国在中段反导拦截试验中试验成功率较高，故中方进行中段反导拦截试验较为合理。相反，美军在多次进行中段反导拦截试验后其结果并不理想，仅有一半左右的成功次数使得TMD和NMD系统显得并不完全可靠，故而末端拦截的成功率便显得至关重要。而海上拦截和陆基末端拦截的协同作战，则能使拦截成功概率显著提升。THAAD补射的拦截成功，证明了美军这种思路的可行性，对于我军发展反导系统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虽然我军反导体系中并没有海基拦截系统，但陆基的中段反导和末端反导的协同同样非常重要。此次中国反导拦截试验传闻中提到的两种拦截弹SC-19和红旗-19，未来在反导作战中如何配合以实现反导成功率的最大化，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