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起，美国便把中国列为核打击的主要国家之一。在美国的全面核战争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计划”( SIOP) 中，中国也占有重要的篇幅。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也曾计划帮助中国建立完善的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以提升中国的核战争生存能力，增强中国对抗苏联核威胁的砝码，并最终扩展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合作。只不过由于中美对于合作的理解有分歧，美国这一破天荒的援助计划才最终流产。

1969年3月尼克松入主白宫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并在对苏冷战中暂落下风。为扭转颓势，重构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均衡，尼克松总统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决定缓和中美关系，借助中国来制衡苏联，如何实现美国的战略目的，与中国建立某种合作?为表明诚意，基辛格主动向中国提供苏联远东军事部署情报。同时，由于中国始终笼罩在苏联的核威胁阴影中，为增强中国的核战争生存能力、帮助中国应对苏联的核讹诈，基辛格更进一步表示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针对苏联导弹的早期预警信息以及一套连通北京与各处核基地之间的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

这个提议在1973年11月基辛格第六次访华之旅中提出。11月13日下午，基辛格在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提出要求讨论一项特别的事务，即如何应对中国面临的苏联导弹威胁问题。基辛格指出要防御苏联导弹威胁就必须获得及时的预警，美国有优良的导弹预警卫星系统，可以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信息。为了使中国能够获得预警信息，基辛格提议建立一条中美热线，用于向北京传送美国导弹预警卫星的数据。同时基辛格还提出帮助中国建立一套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使北京对各处核基地保持良好的控制。基辛格认为，提供早期预警信息与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有助于中国在苏联导弹来袭前转移核基地的导弹和轰炸机部队，从而保存用于核反击的有生力量。

至于如何建立中美热线、传递导弹预警信息，并且不刺激苏联业已紧绷的神经，基辛格进一步提出两种可能的操作途径: 一是公开宣布建立中美热线，该热线表面上与美苏、美日热线一般无二，但实际上却用来传送导弹预警信息，确保中国及时转移核反击力量; 另一种方式是宣布中美两国签署一项“防止意外核战争协定”，互相通报导弹发射信息，并以此为理由建立一条专用热线。

但是让基辛格意外的是，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他阐述的计划后，并未作深入讨论，表示需要研究一下，而在此后的会谈里中方未再对此事作出明确答复，这项建议被搁置起来。美国国防部后来对此进行检讨时，猜测这是由于中方“不认为我们会在其与俄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中向其提供重大帮助”，并且担心刺激到苏联，因此不予回应。事实上，这种猜测虽然不无道理，但却未触及问题本质。

中方之所以没有积极响应基辛格的建议，是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态度所决定的。中国领导人虽然同意联美抗苏，但又不愿使中国沦为美国制衡苏联的工具，对美国渲染的苏联威胁以及中美军事合作抱有充分警惕。所以，中方对基辛格在11月12日与其会谈时提出的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具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 持否定态度，反而强调美国在欧洲、 中东面临的威胁更大，将“苏联威胁”这一皮球踢还给美国，以避免被美国拉上对抗苏联的战车。随后中方明确提出了对当下中美关系的看法，即不跟美国搞什么军事同盟一套。由此，中国不可能与美国发展军事关系，更不可能开展如基辛格所言的那种战略合作。虽然基辛格的建议未得到中方回应，但在随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 美国方面却一直在探索与中国在战略领域实现合作的可能。回顾这段尘封于档案中的历史， 也许会感到一丝讽刺: 一直将中国作为核打击重要目标的美国，居然还会去思考如何提升中国抵御核打击的能力( 尽管这种核打击更可能来自于苏联) 。

然而，如果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急于改善中美关系、借助中国制衡苏联的迫切心态，那么对尼克松、福特政府所策划的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不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当时美国政府在很多敏感事务上都放开了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比如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1974年7月，尼克松同意基辛格的建议，批准与中国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协定，为美国企业向中国提供清水反应堆打开方便之门。而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正如基辛格所说，没有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从西方获得核反应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