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各朝代除了清朝规定宫女一旦年满22岁即可出宫，准其择配之外，其他王朝都将宫女禁闭至老死。偶尔的例外无非是久旱不雨，皇帝才大发慈悲，将宫女放出以求得阴阳感应之效。

深锁深宫的寂寞愁苦，往往成为文人笔下动人的辞章。元稹的《行宫》中说：“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一诗则写道：“……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可是宫女的性寂寞与性苦闷又岂是诗词可以安抚的？只要一有机会，她们就会逃离这“见不得人的所在”。有一年正月望日，唐中宗和皇后微服出宫，随同出游的一批宫女便“皆淫奔而不返”。

但这种机会有如中奖，不可能人人都那么幸运，因此多数宫女只能在默默忍受的同时，寻找其他方面的慰藉，不是和太监结成“对食”或“菜户”，便是用手或工具进行自慰，而最普遍的还是发展成女同性恋者。古人称女同性恋为“磨镜”，并非是将阴*视为镜子，而是女同性恋者亲热时，身体相近似，彼此互为影像，有如镜中之人，相切相磋。或者一人女扮男装，在腰间系一假阳具和对方进行交合。

每个文明形态可以说都有从性放纵收紧为性禁锢的过程，而性禁锢到了极限，则道德规范因干预个人私生活空间太多，变成虚伪的教条，沦为摆设。这从世人对男风态度的演变也可管窥一斑。以华夏文明为例，进入宋朝，性禁锢风潮兴起，然而到了明末则出现一次强而有力的反弹。

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就文化成就而言，可以说把华夏文明推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它也带来很多负面的因素，比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论调进入公共道德空间，成为法律之外的无形绳索，使得私人空间再无自由可言。因此明代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中曾下过如此断论：“男色之兴……（因）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

既然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不被宽容，则同性恋者的情欲遂降低为纯粹的低级的生理发泄，造就了营利性男妓的蓬勃兴盛。五代至北宋人陶谷撰著的《清异录》就说：“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