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占领满洲，为什么中国人都不怎么抵制（面对日本人多次侵略领土，中国人所实行的，是一项长达六年的被动性政策）？蒋介石一听到轰炸沈阳的消息后，就奉劝张学良不要用武力来对抗，尽管事实上，他的部队虽然在质量上处于劣势，但在数量上远远多于日本军队。

简单的解释是，蒋介石正在继续推行其既定的避免与日本人对抗的政策以保存实力，并做好反共内战的准备。这项政策让他失去了民心，特别是在共产党正在号召全民抗日的时候。事实上，满洲事变促使国民党政权内部产生了危机，迫使蒋介石暂时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主要竞争对手汪精卫也不想跟日本人打仗。他的策略是要认真进行谈判，同时提出象征性的抗议。问题是，同谁谈判？一个选择是，恢复同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谈判，希望他能够节制日本的军事力量。另一个选择是，中国可以寻求西方大国的支持，于是人们决定将满洲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并拒绝日本政府在双边基础上进行谈判的要求。不幸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很可能是一项错误的决策。迅速与东京的温和派谈判，本来可能将对满洲的损害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上，但国际联盟并没有立即采取什么行动。

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作出了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军队撤回到铁路区”。那里，才是他们合法驻扎的地区。但是，这项决议没有明确撤军的最后期限，并且还加上了这样一条警告：只能“按比例地撤军，因为日本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要得到有效保证”。10月24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一项新决议，限期日本人在11月16日前撤回。在该月底，日本的地面部队推进到锦州。12月初，在日本代表的建议下，国际联盟理事会决定派遣一个由孟加拉前总督李顿伯爵主持的调查委员会。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还没有等到日本的报告，就警告日本人：美国将拒绝承认东京与中国可能达成的任何单方面协议。

日本人并没有把美国人的“不承认”放在心上。1932年3月，他们宣布“满洲国”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扶植清朝皇帝溥仪作为它的傀儡统治者——这是又一项仅拖延了六个月后就得到东京批准的提议。一周后，李顿提交了他写的长篇报告。该报告驳斥了日本声称“满洲国”是“满洲人”自决的结果，并且谴责日本人“强行攫取和占领……本来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日本人坚定不移地推行他们的侵略政策。1932年夏，他们轰炸了热河的军事目标。1933年1月，在处于战略地位的山海关又发生了另一起“事件”。几天后，山海关也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日本便将热河纳入了自己的版图。1933年2月，国际联盟大会接受了李顿的报告，并几乎一致地赞同他的建议，就给予满洲新的自治地位达成了一致意见。日本再一次被礼貌地要求撤回其军队。同年3月，日本终于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两个月后，日本人同中国军事代表签订了日本占领满洲和内蒙古的停火协议。日本人还在河北省建立了一个范围相当大的非军事区，并且很快就以非正式的方式在这里统治起来。

有时人们会说，这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要命的历史转折点；绥靖政策开始实行并在1939年达到了高潮，但这误解了满洲危机。这无疑是日本国内政治的转折点。但当时的国际局势是，日本已经达到了其长远目标，也就是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平起平坐。他们现在有实力在殖民地上进行领土扩张，但只是局限于在其他列强还没有兴趣的地区。当日本试图吞并中国另一个特别的地区——上海——中国绝大部分贸易份额流经的重要港口时，事态就变得非同寻常了。1932年1月~5月，中国十九路军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展开了全面战斗，该事件引起了来自英国和美国（以及法国——迄今为止的中立仲裁者）非常不通融的反应，最终导致在维持原状的基础上休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31年根本就不是一个转折点，相反，而是日本殖民政策的延续，这些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贯穿始终的重要中心思想，是日本人利用其有限的武力达到了其征服的目的。

在整个1931年到1937年期间，在这些压力面前，国民党政府屈服了。蒋介石坚守着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座右铭，把火力集中对准“赤匪”（共产党人）而不是“倭寇”（日本人），并坚持认为“内病祛除之前，外部失调治愈不了”。蒋介石坚信，日本人只代表着一种皮肤病，共产党人则相反，是一块“心病”。当日本人加紧对满洲的控制步伐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的激烈战斗，在长期的军事行动中也达到了高潮，国民党迫使共产党撤出了江西的根据地。与此同时，蒋介石的战略引起了好战者的批评，逐渐导致了国民党本身的分裂。这一切，似乎只是为了证明日本人是正确的，他们声称，中国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它得不到国际联盟的保护是罪有应得。

然而，中国的局势其实并非如此混乱不堪，以致日本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加以占领。 蒋介石实行的是绥靖政策，而不是投降政策。1932年在上海的战斗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尽管中国人的装备差，但假如他们在人数上超过了日本人的话，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反抗日本侵略的，事实上，假如增援部队及时赶到了的话，日本人遭受耻辱也就在所难免了。1936年12月11日，日本人对绥远的进攻实际上被击退了。9蒋介石的信念是，中国人需要时间来增强自己的实力。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讲，他把相对业余的共产党而不是把高度专业的日本人放在打击的首位，确实有其战略意义的。蒋介石的儒学思想与欧洲权威思想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后来发展为支持法西斯蓝衣社运动，使他采取的战略一以贯之。这完全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1934年春他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在国民党官员的一次聚会上做了一个预测。他重申，中国与日本开战，还没有准备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1936年或1937年到来，而这将是一场中国要为此做好准备的战争，而且中国将在这场战争中出现转机。这是他的一个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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