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凡了解明史的，都不陌生。他可是大大的忠臣，怎么会有“私心”呢？对此，我先要声明，忠臣也是人，是人就都会为自己打算，有“私心”也很正常，人欲可不会因你的忠奸而有所差异，只不过好人不会被那些欲望蒙蔽本心罢了。

那他的私心在哪儿呢？这就要说到明代中期政坛上的大事——“景泰帝易储”了:

话说景泰皇帝朱祁钰因“土木堡之变”的突发情况而登上宝座后就不想下来了，还想着把位子传给下一代（人之常情，现在有些书对此大批特批，我很不以为然），于是在景泰三、四年（1453~1454）间就费尽心机，终于把哥哥（正统帝朱祁镇）的儿子，现任太子朱见深（后来的成化帝）给废了，扶上自己的儿子朱见济，期间朝野大哗，反对声几乎没停过，但终于胳膊拗不过大腿。这件事也直接引发了日后的“夺门之变”。说到这儿，就有人问了，这关于谦什么事？要说“私心”，这易储也是景帝的私心，于谦何辜？嗯，不急，在这件事上，我以为恰恰就体现了这位几乎一生都无黑点的“救时宰相”的那么一点不是私心的“私心”。怎么说？

前面说了，景泰易储，朝野是反对居多。但我发现一个问题，于谦在这件事关朝局安定的大事上竟一无所言，或许是我读书不够，但就我能看到的相关论著，于谦是沉默的一派，甚至在一些书（如范胜利·《大明十六帝》）上还明确记载，于谦同意易储（景泰四年，皇帝派宦官兴安召大臣集议，当场让大臣对此表态，于谦在同意易储的名单上签了字）。那问题就来了，在如此大事上，一向公忠体国的于谦怎么不表态乃至“助纣为虐”？对此，一些回护于谦的论述或者避开不提，或者代其解释，认为易储实际是礼部的事，再往下也是内阁的事，身为没入阁的兵部尚书，于谦实在没必要管（高阳·《明朝的皇帝》）。这种观点按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说法自然有所道理，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为当时朝内第一重臣和景泰朝最受宠遇的大臣，仅以职责所限而沉默不言，未免是推脱之词，也是不合于谦的为官之道的。那么，有人便又会道，景泰帝已经“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就像当初明宣宗要废后一样，时之阁臣杨荣便以“上意坚决，多言无益”为由不加反对，这里于谦不过是效法前辈而已。对此，我要说，景泰比不了宣德（英明果决，说一不二），于谦当时的地位也不是杨荣能比拟的，所以这种对比只能是似是而非；再说明白些，当时的杨荣没办法扭转乾坤，是因他在宣宗朝地位还不够强硬之故，而于谦，如果说当时朝内还有能令景泰有所忌惮而不能不悬崖勒马的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他！有证据吗？有。

景泰八年（暨天顺元年，1457）一月十六日夜，“夺门之变”发生，当主谋之一的徐有贞敲响只有发生大事时才用的钟后，内宫中病卧的景帝突然惊醒，以为是谁谋反（因正常情况下，只有皇帝本人或得皇帝命令者才可敲钟大集百官，此时他自己病重无力，又没传旨，所以下意识地以为有人“谋反”了），开口就问左右:“于谦耶？”（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这话很有暧昧，回护于谦的高阳先生便说此乃“厚诬”于谦与景帝，但我想，谷应泰不可能不知道以于谦的为人，当然不会谋反，他所以如此记述，其实是想暗示我们，当时能影响到朝政和景帝的，只有于谦了:因为景帝觉得这是有人“作乱”，然后一下就想到于谦，那么试问，一个在皇帝心中能“谋反改变朝局”的人，还不能影响乃至制止皇帝行易储之逆举吗？然而，他当初就是没有阻止，以致大错铸成！

于是，又会有人说，你这只能证明于谦有能力影响，可皇帝还是不一定听啊？不。首先，以于谦在景泰朝那“所奏无不应允”（《明史·于谦传》）的待遇，他如果出面反对，景帝是不可能不慎重的；其次，大家要明白一点，于谦当时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阁臣，而是实握兵权的兵部尚书，还总管京军精锐——团营（这些也正是景帝为何一想到谋反，不指别人，只问他于谦的原因。他确实有“谋反”的力量），换言之，于谦代表的是军方，话语权岂是朝里那帮只能动嘴皮子的文官可比的？所以，于谦当初如果能执意反对易储的话，哪怕只是表个态，以他的威望和实际权势，景帝绝不致如此倒行逆施。可他沉默了，甚至签字了，这就令景帝以为，朝中的实力派是不会反对我的，至少是默许我了，那我还犹疑个啥！故而我要说，于谦实际上是要为夺门之变的发生负很大责任的，他后来因之被冤杀，实在也不能不说是有些“咎由自取”。

那问题来了:就算你这说的有些道理，可何言于谦的“私心”啊？那就要来探究一下于谦“沉默是金”的原因了:开篇我就说了，是人都会有私心，会为自己打算，于谦所以沉默，我想正是他权衡此事对自身的利弊后所做出的正确抉择！我们可以这样想，假使不易储，那就要为朱见深选太子辅官，以于谦的地位，当选是没问题的，但景帝会放人吗？于公，景帝如此倚仗于谦处理朝政，哪舍得让他去教小孩子？于私，见深不是景帝的儿子，景帝凭什么把自己的头号大臣给你，为哥哥增光？

所以，于谦顶多就只能挂个“太子太傅”之类的空衔，景帝不会让他实际去辅导太子，就只能由旁人去辅佐，那将来太子一即位，于谦很容易就会被这些“东宫旧臣”们架空，失去权位（这同样能解释于谦不会迎立外藩:他也得考虑到被“藩邸旧臣”取代的危险）；而如果易储，以景帝对于谦的宠爱，他肯定是朱见济的首席辅师，而且景帝会让他实际担责，这样就算是景帝死了，那于谦照样能以太子第一师傅的地位继续执政，且权力会更大。如此，于谦没反对易储也就情有可原了。

有人说，你这是不是把于少保想的太利禄了？我依然说不是。于谦在景泰朝虽说恩宠无逾，但由于同僚与他基本都有“挽社稷之功”，故而对他多有妒忌和暗中拆台，以致他常抚膺长叹:“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明史·于谦传》）论者往往都说这是于忠贞不二的表现，我却以为这更多的是于谦对自己无法尽心实现自我抱负的一种无奈流露:假使于谦能取得如日后张居正那样的地位，他恐怕就不会再叹了。那如何取得呢？就是上面说的，再扶一幼主登基，以第一顾命大臣（如果景泰托孤，这位子肯定是于谦的）的身份独揽大权，然后抱负可图！所以说到这儿，就又解释了上文我说于谦这“私心”实际并非私心的话:于谦支持或默认易储，说到底还是为了能更好的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而不是如王文辈一般，只图私利。

然而可惜的是，天公不作美，朱见济没有皇帝命，立为太子的次年就死了，此后群臣求复立见深，于谦却仍不做表示，我觉得这不是他糊涂，还是他的那颗“私心”所致:景泰帝还年轻，就不能再生吗？只要景帝再生一子，我仍不失首席托孤之地位嘛！来日方长。他是这样想的，景帝也存有此种念头，可他们都没想到，老天爷不再庇佑了：景帝从此无后且大病不起，直到此时，于谦可能才觉得他押错宝了，他不能再不说话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之前两年多都没说要复立的于谦突然在景泰八年决定和群臣共谏，请帝复立朱见深并已写好章奏预备在一月十七日早的大朝递上，也许侯朝时他可能还为自己的“机（急）智”在自得:这样我还是有拥戴之功嘛！可他又没想到的是，夺门之变在当晚发生了，他自己成了徐有贞辈“正名”的牺牲品。“历史的黑色偶然性，在这一刻又露出了它狰狞的笑脸”（著名文史作家梅毅先生语）

最后，不妨再说一个附带问题，就是夺门之变发生后，于谦为何不予以镇压（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对此，有的说是事发突然，措手不及；有的则说于谦一心为公，根本不觉得这是会影响到他的阴谋（郦波·《“救时宰相”于谦》）。我不能说这些都没道理，但我觉得于谦作为一个务实成熟的政治家，他此时再次“隐身”，是因为他已经看透了这变故的本质，知道反抗无益:我们来看看这政变里的人的身份就明白了——主角，明英宗，太上皇，代表皇族；配角一，徐有贞，左副都御史，言官第三号人物，可说是代表了部分文官集团（尤其是景泰朝失意的文官们）；配角二，石亨，武清侯，都督团营，仅次于于谦的二号武臣，代表军方和因“北京保卫战”而崛起的部分新贵；配角三，曹吉祥，司礼太监，宦官的一号人物，代表内廷包括英宗母孙太后（他是英宗母子的传话人）在内的势力及在景泰朝失势的旧贵族；配角四，张軏，明成祖“靖难第一功臣”张玉之子，先朝（正统）“辅政五大臣”之一的张辅之弟，代表勋戚。试问，当看到这样一个容皇族、后族、内廷、外朝、新贵、旧勋、文臣武将于一体的集团发动了一场也不尽是谋逆的政变，于谦又如何去反对？他一个人又怎么抗的赢几乎全部的皇权势力？所以，他没有镇压，他也没法镇压。

于谦的“私心”终于给他带去了悲剧的结局，他临刑时是否也会说一声“天要亡我”呢？我想不会，因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尽管有“私心”，可究其实却仍是大公之心，当时人不明，自有后人明！天日昭昭，天日昭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