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成员覃仕勇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很快，就有人把那张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去世”的讣告清样送交到毛主席身边的卫生员孟锦云的手上。 这时的毛主席神态祥和，正在卧室里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选集。 孟锦云在卧室外面大厅里接到这张讣告，怔住了，眼睛动也不动，泪水却夺眶而出。 流了好一会儿泪水，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擦了擦泪水，把讣告叠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她还没拿得准主意要不要马上把讣告交给主席看。 由于癌症的折磨，在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身体已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 就在这种工作状态下，周恩来还强支着病体坚持工作。在1975年3月到10月间的半年里，周恩来一共做了五次大手术，每一次上手术台，都是一次生离死别。但是他仍然是那么忙碌，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 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是9月7日在305医院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 在这次特别的外事活动中，周恩来的身体明显垮掉了，从病房出来走那短短十几米的走廊，竟然那么的费劲，可是，他的精神并没有颓废，极大努力地保持着贯有的风度和从容的笑容。 他还轻松地和维尔德茨谈及到了生死问题。 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这之后， 9月20日，周恩来就接受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 令人震撼的是，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了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伍豪启事”事件其实并不复杂。 “伍豪”是周恩来于五四时期在天津成立和领导觉悟社时所使用的化名，后来也曾较长时期在党内使用。在上海领导中央特科时，他也常用这个名字。 当时的特科红队进行营救同志、铲除叛徒等行动时，代号即为“伍豪之剑”。
国民党中统特务张冲、黄凯等人为了瓦解共产党、离间周恩来，曾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登报，大肆污蔑周恩来。而此事发生两个月前，周恩来已前往江西苏区。 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当时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污蔑，负责此事的人有康生和陈云等。而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发表政府公告，公开斥责了国民党的造谣行径。 可是，到了1967年初夏，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就发现发表在1932年２月上海《申报》的这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以此来攻击周恩来。 这事，就成了周恩来晚年最大的一桩心病。 周恩来一生为公，从不计个人得失，没想到到了晚年竟然受到这种恶毒攻击。在这次在上手术台前，在又一次的生离死别关口，周恩来在意的不是生死，而是自己的名誉。 一个月后，即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大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再没有能站立起来，沉疴不起，一直躺在病床，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 而从12月到1976年1月以来，毛泽东基本每天都关注着周恩来的每一份治疗方案、抢救方案，以及那一份又一份触目惊心的病危报告。 孟锦云照顾毛主席吃过中午饭，看着他在床上休息了，想着周总理，眼泪不知不觉又流了出来。 下午三点多钟，孟锦云看主席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决定找机会把总理逝世的消息告诉主席。 按照惯例，主席睡醒觉，该给他读报，读文件了。 孟锦云先读了一些别的内容，然后鼓足了勇气，拿起那张讣告清样，很低沉、缓慢，一字一句地读：“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去世。” 孟锦云边读边密切关注主席的反应，只见主席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涌出了泪珠，一直流到了脸颊。 孟锦云自己再也控制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主席的嘴巴也和眼睛一样，紧紧地闭着，没有说一句话，一任泪水汹涌奔流，湿透衣襟。 自始至终，主席始终不说一句话。 几十年的革命情谊，几十年的生死与共，又哪是几句话可以表达得了的呢？ 这一天，孟锦云都忘了是怎么渡过的，做什么都六神无主，做什么都力不从心。 总理的追悼会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开。
孟锦云说：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的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主席去参加追悼会。可是，14日的晚上，早已病重的主席，病情又多次出现反复，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是站立了。 “四人帮”是这样猖獗，大家都很希望毛泽东能参加总理的追悼会。 但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这时的处境。 毛泽东也已重病缠身。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张玉凤回忆说：“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追悼会前一天，也就是1976年1月14日的下午，在给主席读报的时间里，孟锦云忍着眼泪给主席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的清样。 这一次，毛泽东不再是默默地听了，他老泪纵横，号啕大哭。 和上一次那场无声的痛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毛泽东这一次的放声大哭，已是情绪崩溃。
周总理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沉浸在沉重的悲伤情绪里。一向乐天的他，因为总理的去世，脸上几乎看不到笑容，终日沉默。 不时候，为了遣散这种沉寂，毛泽东会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 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 1976年2月4日，毛泽东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春节。
（在南开大学时期的周恩来）
（红军长征时期的周恩来）
（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走过风风雨雨）
（本文参考资料：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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