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奇台半截沟镇，到处是一片片金色的麦田。清风徐徐，麦浪滚滚。在麦浪的深处，有一座并不显眼的古城，落寞而破败。在新疆自治区文保单位的名单里，它被称为“石城子遗址”。这个名字如此普通，甚至与它昔日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周围如画的美景极不相称。但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却比铁血斯巴达的故事更加惊心动魄。

公元74年（汉明帝永平十七年），东汉朝廷出兵击败西域小国车师，并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耿恭和关宠被任命为戊己校尉，分别屯兵驻守在车师后王部的金蒲城（今新疆奇台县）和车师前王部的柳中城（今新疆鄯善县鲁克沁）。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北匈奴左鹿蠡王率领两万大军进攻车师，试图夺回对车师的控制权。历史上，汉匈双方曾围绕车师展开过数次激烈的战争，史称“五争车师”。

汉匈争夺车师是有深刻历史内涵的。第一，车师所处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是西接乌孙，南通楼兰、焉耆、龟兹的要道，为匈奴进入西域的门户，今天这里仍然是沟通新疆南北的枢纽；第二，车师位于天山绿洲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发展农牧业生产的重要地区，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大家可以想一想今天我们吃的葡萄干，很多都来自吐鲁番盆地；第三，车师前、后部王庭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显著，“多田积谷”又靠近匈奴，是奔袭匈奴的战略前沿。西汉昭帝时，匈奴占领车师，并留下四千骑兵屯田。对于人口稀少，以骑射为主要军事手段的匈奴来说，派遣如此多的军士屯田车师，足以说明车师丰富的农牧业资源对匈奴是何等的重要。也难怪匈奴贵族会在交河城下，对汉朝的首任西域都护郑吉发出“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的威胁。

耿恭派汉军三百人救援车师王庭，不幸遭遇匈奴大军，结果全军覆没。匈奴骑兵在击杀车师后王安得后，继而攻打耿恭驻守的金蒲城。此时城中兵少，形势危急，耿恭亲自登城与匈奴激战。匈奴知道汉军主力不在此地，并不退缩，而是不断发起进攻。面对匈奴的猛攻，耿恭想出一条妙计：命令将士将一种毒药涂在箭头上，改用毒箭攻击。同时对匈奴展开心理战，在城头大喊：“汉军有神箭，中箭者伤口必有异常。”果然，中箭的匈奴人发现伤口如沸水煮过一般疼痛难忍，顿时军心大乱。恰巧此时狂风大作，狂风大作，狂风大作（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暴雨倾泻，匈奴将领十分迷信，感觉长生天在帮助汉军，外加己方的兵士死伤枕籍，于是仰天长叹：“汉军有如神助！”于是解围撤走。

石城子遗址附近的山野作者摄

这样一场在《后汉书》中如此奇妙的战争，看起来有如天方夜谭。然而历史总是这样难以捉摸，在今天新疆昌吉州博物馆和奇台县博物馆收藏有大量形态各异、保存完整的汉代弩机，均出自奇台附近的汉代古城。这些弩机做工精巧，历经千年仍保存完整，不禁让人联想到《后汉书》中耿恭使用的“强弩”。至于箭头上使用的“毒药”是什么？《后汉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在奇台石城子附近，生长着一种乌头属的植物，据说其根部有见血封喉的作用，远超金庸先生笔下的“阴阳和合散”和“百花蝮蛇膏”。这类植物在新疆天山山前地带和亚高山草甸分布极广，尤其是其根部含有剧毒物质乌头碱。当年汉军士兵就地取材，就是利用乌头的毒性来杀伤匈奴士兵的。

匈奴撤走后，耿恭考虑到汉军兵力不足，于是退守地势险要的疏勒城。疏勒城是今天新疆奇台的石城子古城，位于奇台县城南50公里处的半截沟镇麻沟梁村的丘陵之上，四周是大片一望无际的麦田。在新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农田都要靠人工灌溉，但这里却因雨水充沛，完全无需沟渠设施。在两千年前的汉代，这里是汉朝屯田戍边的重要基地。

从天山博格达峰（《天龙八部》中天山童姥灵鹫宫所在地）一路向东到阜康市大黄山一带，天山坡地大多呈现出荒芜苍凉之景，砂石遍地，寸草不生。然而当山势延伸至奇台一带时，天山忽然展现出它柔情的一面：高大的云杉和如茵的草地骤然出现在天山山前地带，汇集成一片绿色的海洋。奇台县的地理环境非常独特，南部是高耸入云的天山，北边是属于阿勒泰山系的北塔山，居于天山与阿勒泰山之间，整体地形南北高，中间低，仿佛一个马鞍，北部多是荒漠，将军戈壁横卧其间；中部是天山冲积层平原，田野广袤，阡陌纵横，一派田园风光；南部是天山山脉，远山近水相映，林海雪峰交融，芳草茵茵，花海如潮。

时至今日，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条件使奇台成为全国著名的“优质小麦之乡”，其小麦产量占全疆总量的1/6。而奇台最好的麦子，就产自碧流河至半截沟的天山坡地，这一带在史前社会晚期就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曾出土过大量石锄和石镰。到了唐代，奇台一带归属北庭都护府管辖，其出产的面粉在吐鲁番文书中被称为“北庭面”。在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甚至有专门的“北庭面”出售，足见其面粉久负盛名。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奇台小麦因生长期长，灌浆充足，其蛋白质含量高达15%，湿面筋含量接近40%，其食用口感极佳。在新疆，人们制作面食时，一定首选奇台面粉（吃货的福利呀）。央视著名栏目《舌尖上的中国》，曾特意介绍过新疆老少皆爱的过油肉拌面、大盘鸡和馕饼，其实它们都得益于奇台高品质的面粉。

言归正传。当得知耿恭退守疏勒城后，匈奴王庭内弹冠相庆。单于亲派大军攻打疏勒城，誓言将汉人赶出西域。面对匈奴大兵压境，耿恭招募勇士千人，对匈奴发动反冲锋。汉军勇士视死如归的猛攻，让匈奴大军士气受挫。他们退至山下，企图切断疏勒城的水源。于是耿恭在城中掘井，但井挖到十五丈深仍不见有水。

时值盛夏，汉朝军士干渴困乏，只能靠挤榨马粪汁来饮用。耿恭仰天长叹：“昔日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拔佩刀刺山，泉水涌出，大军得救。今日天佑大汉，定能助军士脱险。”于是整理衣冠，向枯井跪拜。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顷刻间，井中泉水涌出，军士齐呼万岁。也许耿恭不会想到：六百年后，唐代诗人王维读到这段传奇经历时，有感而发，写成了唐诗名篇《老将行》，其中一句“誓令疏勒出飞泉”的典故即出自这里。

此后，耿恭命令军士在城头泼水，匈奴人见此情景，认为耿恭有上天眷顾，于是退至山下，将此地团团包围。今天，在距石城子不远的江布拉克和一万泉一带，仍有许多圣泉的民间传说。江布拉克，哈萨克语意为“圣水之源”。而《后汉书》中耿恭拜井、贰师将军刺山的故事，与今天江布拉克和一万泉一带的民间传说颇有相似之处。时至今日，盛夏时节的江布拉克和一万泉，已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各种野花漫山遍野的盛开着，而那些无名的戍边将士，就默默的长眠于那姹紫嫣红之中，守护着花的海洋。

至于匈奴人认为汉军有如神助，也有许多蹊跷之处。在今天石城子遗址附近，分布着“怪石阵”、“怪坡”、“响坡”等多处自然奇观。“怪石阵”是位于附近天山隘口的一处巨石堆，类似于一座巨大的石头迷宫，宛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困住陆逊的八阵图。所谓“怪坡”，是一段奇怪的山路，上坡颇为轻松，下坡却如爬山般吃力，把水洒在下坡，会发现水自动流到上坡。而“响坡”则是一段看似普通的山坡，当人走过时，脚下会发出战鼓般的轰鸣声，仿佛走在鼓面上一样。今天用地质学和物理学知识，我们可以轻松解释“怪石阵”、“怪坡”、“响坡”等绝大部分自然现象，但对2000年前的匈奴士兵而言，这些奇异之象难道不是汉军又如神助的征兆吗？也许耿恭孤军苦守的奇迹背后，也离不开此地奇特的地貌，以及匈奴士兵对未知自然现象的恐惧。

当耿恭固守石城子等待汉军增援时，西域局势却逐渐恶化。西域的两个大国焉耆与龟兹先后反叛，杀死了汉朝的西域都护陈睦。而驻守在柳中的关宠也被匈奴团团围困，整个西域岌岌可危。此时汉明帝刚刚驾崩，朝廷内忧外患，无暇西顾。车师又成为墙头草，乘机反叛汉朝，与匈奴一起夹攻耿恭。车师后王的王妃有汉人血统，常常暗中派人为汉军运送粮草，并将匈奴的动向告知耿恭。但数月后，耿恭部下粮草皆尽，大家只能靠煮食铠甲和弓弩上的皮革、兽筋为生。但耿恭与军士同甘共苦，誓死不降。渐渐的，城中士兵都因冻饿而死，只剩下几十人。匈奴单于得知城中状况后，派使者招降，结果耿恭在城头亲手杀死匈奴使者，并将其烤成羊肉串吃了，以示不降的决心。单于大怒，增派军队继续围困疏勒城。

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奇台县石城子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寻找历史上耿恭抗击匈奴的史迹钩沉。石城子古城背倚天山，东西长约260米，南北宽约400米，地势十分险要。南面与东面均为深涧，其下有潺潺流水。北侧为一道陡峭的深沟，行人无法攀登。唯有西边是缓坡丘陵，可自由穿行。古城城墙已严重损坏，仅剩北侧与西侧尚有墙体残存。古城东北角与西北角有残存的角楼遗址，可以想见古城当年居高临下，三面临谷的险要情形。北边城墙遗址之下，有一处类似深井的残迹，与《后汉书》中关于耿恭凿井的史实极为吻合。由于历史原因，古城内大部分已被辟为农田，地表遗迹大多无存。

20世纪70—80年代，文物调查人员曾在此地采集到大量汉代风格的绳纹筒瓦、绳纹板瓦、云纹瓦当、麻布纹方砖和轮制灰陶器，并发现一枚低级军官使用的炭精虎符，或许这就是当年某位汉军军官殉国后所遗留的遗物。

石城子遗址采集的方砖 作者摄

从考古发掘来看，石城子古城主要为汉代遗存，清代时也曾短期沿用。在汉代遗存中，发现有城墙、壕沟、居址、柱洞、灰坑和车辙印等遗迹，其中城墙明显为夯筑，墙基夯筑痕迹明显。灰坑内有大量板瓦、筒瓦和马、羊等动物的骨骼。房址四周有大量红烧土和灰烬遗迹，边缘有炭粒，明显是毁于战火。值得注意的是，考古人员在汉代地层中，清理出10条独轮车的车辙印。

石城子遗址出土汉代瓦当 作者摄

考古证据表明，独轮车起源于我国中原地区。在四川渠县东汉沈府君石阙上，存有延光年间（公元122～125年）的石刻独轮车形象。而在成都扬子山二号墓的画像砖上，也有独轮车的图案，说明东汉时有独轮车存在是没有疑问的。不要小看独轮车，它可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在缺乏牲畜的情况下，独轮车能够运输上百公斤的货物和粮草。

在西域局势困顿之时，驻守柳中的关宠曾上书汉廷请求救援西域。可惜山高路远，当消息传至三千公里外的洛阳时，已是几个月之后了。而东汉朝廷内部，也因是否救援西域，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以司空第五伦（注意：这哥们姓第五，而不是姓第）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西域路远凶险，匈奴强悍，应当放弃救援，没必要因为少数人而牺牲更多人。而以司徒鲍昱为代表的主战派则反对第五伦的观点。在朝堂之上，他慷慨陈词，力主发兵援救。这段至今仍意味深长的发言，其含义远远超过美国主旋律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可惜我们的导演不读书，不读书，不读书（重要的事要说三遍）。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当本国国民陷入危难时，不去施以援手，只能让强敌更加肆无忌惮，而使子民人人寒心。边疆无事尚可，倘若外敌入侵，陛下还能派谁去保卫国家呢？”

最终，血气方刚的汉章帝被司徒鲍昱的话所打动，虽决定放弃西域屯田（其实最后也没放弃西域，因为有个更猛的人在西域活动，他叫班超），但仍调集远在张掖、酒泉、敦煌三郡的精锐以及鄯善国的士兵，合计七千余人，前往疏勒城救援。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正月，汉军进击车师，攻下交河城，车师再度降汉，匈奴败退而走。

当汉军抵达柳中城（今鄯善县鲁克沁镇）时，关宠及部下早已力战殉国。指挥援救的大将王猛得知消息后，判定耿恭守军已全军覆没，决定引兵东归，因为毕竟耿恭手下不是每个人都像电影中的史泰龙或施瓦辛格。此时王猛军中有一位叫范羌的低级军官，坚决请求去疏勒城找耿恭，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原来范羌曾在耿恭手下效力，十分敬重耿恭为人，因之前被派往敦煌郡领取将士冬衣，而未在耿恭军中。范羌泣血而诉，坚持要求汉军前往疏勒城寻找耿恭。汉军诸将均因畏惧匈奴，面露难色。最终，王猛被范羌的诚意感动了，命他率领两千人马前往疏勒城查看情况。时值初春时节，江南已是花红柳绿，但天山深处仍旧冰天雪地，范羌在率军翻越天山时遭遇了暴风雪，但他坚信耿恭还活着。于是这一行两千人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翻越天山，抵达疏勒城下。

奇台南山，翻越此处便可直通柳中（鄯善县鲁克沁镇） 作者摄

深夜，范羌害怕遭遇匈奴伏兵，不敢冒然进城，只能在城外大声呼喊。耿恭与将士听到城外人喊马嘶之声，以为匈奴要发动夜袭，感到十分惊讶。当守军听到城外传来的乡音时，直到是朝廷派来援军了，众人忍不住相拥而泣。当范羌见到城中汉军时，忍不住泪流满面。曾经呼啸天山、执剑大漠的数千勇士，如今只剩下二十六个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将死之人。可惜《后汉书》中并未记录范羌与耿恭相见时的对话。或许是因为匈奴人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次日，范羌领兵掩护耿恭与部下撤退。匈奴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大军追击，汉军且战且走。当年三月撤回玉门关时，耿恭及部众仅剩十三人生还。对于这段历史，唐人感慨万千。诗人戴叔伦在《塞上曲》中，留下千古名句：“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说的正是耿恭的故事。此后，耿恭和其镇守的疏勒城，成为华夏儿女精忠报国的不朽符号和精神象征，激励着一代代热血男儿勇往直前，奋发向上。

千年之后的1880年，古稀之年的左宗棠力排众议，在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后，决定抬棺出征，收复被沙俄占据的最后一块失地——伊犁。也是在这一年，清军将领刘锦棠在新疆喀什修建了一座“耿公祠”，用以纪念他心中的英雄——耿恭，同时期盼华夏能边疆稳固，国泰民安。此后，这座“耿公祠”便矗立在另一座疏勒城中（喀什一带汉代属疏勒国旧地，与耿恭的疏勒城不在一地），一直有民众看护照料，香火不绝，直至“十年动乱”为止。今天，这座“耿恭祠”旧址只剩下破败的台基，湮没在喀什市亚瓦格街道的民居中，已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往昔。唯有在袁国祥将军拍摄的新疆老照片中，方能一睹它昔日的荣光。

今天奇台石城子附近的乡间，每到6、7月时，到处是盛开的红花和金色的向日葵，欣欣向荣，一望无际。一辆辆旅游巴士，穿过平直的公路，停在牧民的毡房外。远处，马儿悠闲的啃食着五颜六色的野花，附近传来小孩追逐欢笑的嬉戏声，恍然间，那记录在《后汉书》中铁与血的故事，像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