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与欧阳修，北宋文坛两颗最耀眼的巨星，师生终成陌路人！

文/晏建怀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七岁号为神童，十四岁参加殿试，被赐同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历任太常寺丞、太子舍人、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官至宰相。

欧阳修比晏殊小了十八岁。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二十四岁的欧阳修参加礼部考试，晏殊是主考官，出题《司空掌舆地之图赋》，面对这过于晦涩的命题，考生们不是偏题就是走题，唯欧阳修不光扣题精准，而且文采飞扬。于是，晏殊慧眼识才俊，把欧阳修确定为“省元”，即第一名。从此，欧阳修对晏殊以门生自称，执弟子礼。不过，晏殊与欧阳修的段师生情开始早，结束也早，虽然欧阳修对晏殊非常尊敬，但晏殊却不喜欢欧阳修，甚至一度到了嫌隙和厌恶的境地。

宋仁宗庆历年间，西夏侵扰宋朝边境，战事吃紧。当时，晏殊是枢密使，掌管朝廷军务，欧阳修担心老师日理万机，太辛苦，就在一个大雪天去看望老师。谁知到晏殊府上一看，老师却轻松得很，家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毫无军情紧迫之象，见欧阳修来了，还在花园摆酒置茶，开怀畅饮起来。欧阳修深感意外，即席赋诗《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其中一句“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批评老师花天酒地，晏殊读后，差点儿没背过气去，气愤地说：“当年韩愈擅长文章，赴裴度的聚会，也最多只说‘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而他欧阳修在同种情境下，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朋友尚不开这种过火的玩笑，何况面对的是老师？”后来，晏殊明确表示：“吾重修文章，不重它为人”。

为此，欧阳修非常委屈。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给晏殊写了一封信，说：“相公始掌贡举，修以进士而被选抡；及当钧衡，又以谏官而蒙奖擢。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谓不深。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漂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虽有感激，但更多的是抱怨，抱怨老师的冷遇。但晏殊看后来信，却当着宾客的面，要文书代为作答。朋友说欧阳修也是当今才子，文名贯天下，如此回答，恐过于草率。晏殊冷冷地说，对于一个科考门生，这几句话已经够看得起他了。

然而，晏殊不喜欢欧阳修，难道仅仅是因为那首规劝诗吗？这对于一个文坛大佬和国家宰相来说，未免小气。是什么原因导致晏殊对欧阳修由喜欢到厌恶呢？

他们性格上不合。晏殊闲静平和，守成忌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他任相十余年，始终延续着吕蒙正、李沆、王旦等人的执政风格，尚宽简，不苛细，清净无为，垂衣而治，遂有“太平宰相”之名。欧阳修却执拗而刚烈，好论时弊，好争长短，且以风节自持，无论对象是谁，有批评就说，有意见就提，毫不忌讳。比如范仲淹因言被贬，高若讷作为司谏不仅不谏阻，反而推波助澜，欧阳修写信痛骂高若讷：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晏殊提拔欧阳修出任任谏官，面对又一次有恩于自己的老师，他却常常让晏殊下不了台。

他们政见上不同。尤其是对于“庆历新政”的态度上，两人分歧严重。庆历年间，辽国和西夏不断侵略边境，在这两个游牧民族的入侵过程中，宋朝始终处于劣势，经常吃败仗，而战争失败除了带来版图缩小、贡输增加、生灵涂炭的后果之外，同时也带来对制度的拷问和反思，从而催生了“庆历新政”的改革，其核心内容是改革吏制、壮大财力和加强武备，由范仲淹、韩琦、富弼主导，欧阳修也紧随其后，摇旗呐喊。在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欧阳修也连连向宋仁宗上书，弹劾十余名反对改革的官员，爱憎分明，措辞激烈，使得朝野震惊。

对于改革，作为宰相的晏殊虽然没有高调反对，但他的态度却最为暧昧。人家改革如火如荼，他却仍然品酒填词，舒舒服服地当他的“太平宰相”。从“庆历新政”的开始到失败，几乎看不到晏殊明确表态的历史记载。然而，作为宰相，面对改革不明确表态，不明确支持，这本身就意味着反对，这是无声的反对。而欧阳修追随改革的态度和异常激进的言论，更加导致了晏殊的反感，于是，晏殊干脆外放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眼不见为净。但这却遭到了谏官们的反对，他们上《乞留欧阳修札子》，强烈要求让欧阳修留任，晏殊不为所动。谏官们也不善罢干休，马上联名弹劾晏殊，致使他罢相，而他的罢相，却又是因为欧阳修，他们之间的裂痕便越来越深了。

不过，尽管晏殊对自己成见日深，意见渐大，但欧阳修对自己的言行从来就没有表露出半丝悔改，当初怎么说，一生都怎么说。晏殊去世后，欧阳修为老师献上了一首《挽辞》，其中“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一句，表明了他对晏殊一辈子的态度。老师都入土为安了，他还不肯掩饰自己过于苛刻的看法，晏殊当初不喜欢他，看来也确实不是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