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对于明朝官员来说，有一件大家都盼望的奋斗目标，就是“入阁”，也就是成为内阁大学士。自从明朝内阁制度成熟后，这事就成了莫大的荣耀。

但要做到这一步也未必易事，明朝内阁大学士的选任，从永乐年间到中后期，也是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甚至不夸张说，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严格的官员选拔制度。

最早的内阁，其人员都来自皇帝直接任命，从永乐年间到宣德年间都是如此，但那时候的内阁，只是皇帝办公的秘书处，话语权极小，独立性也极差，但从宣德年间开始，内阁威权直线上升，当年那些给皇帝打杂的小秘书，早已摇身一变成百官首领，身份地位变了，内阁的话语权也要变，更新换代，也得由自己说了算了。

于是从明朝正统年间起，开始实行用内阁阁臣推荐大学士人选的方式，这个改变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对明朝内阁的发展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内阁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秘书机构，相反成了权位至关重要的行政核心部门。

第一个经过阁臣推荐方式进入内阁的大臣，就是明朝正统年间的内阁大学士曹鼎，而促成这个转变的人，并非是位高权重的阁臣，相反是文官清流的对头——宦官阶层。彼时位高权重的大公公王振，为了能在内阁里安插亲信，便假借内阁推荐的名义，把曹鼎等人安插进来。标志内阁权力提升的重要一步，竟然由内阁的死对头来完成。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幽默。

老阁臣推荐新阁臣的选拔方式，从正统年间以来，一直沿用到明末。这种方式不仅是内阁自身的新陈代谢往事，也是明朝官场重臣们扶持亲信，拉帮结派的方式。能进内阁的重臣，基本属于文官里的大佬级别，哪位大佬推荐的人能如愿入阁，那么他在内阁中的声威，自然更加如虎添翼。

所以内阁推举大学士人选，这个简单的流程，也就经常成为阁老之间权力博弈的战场，但是对于那些大权独揽，在内阁呼风唤雨的权臣们来说，这战场就没啥挑战力了，他们想推荐谁就推荐谁，比如万历年间权倾一时的名臣张居正，他担任内阁首辅期间，如吕调阳，申时行等后来的名臣，都在他的推荐下轻轻松松入了阁。

也正是因为许多人的入阁，因此变得轻轻松松，所以引来的非议也同样多。随着内阁威权的加重，在朝廷各部门中，它更成为了众矢之的，不但许多人做梦都想进，许多双眼睛更死死的盯着，被阁臣推荐入阁的大学士，哪个都带一堆流言蜚语，官场升多大的官，背后就被人嚼多少舌根子。

日久天长，这种阁臣推荐入阁的方式，也被人嚼够了舌根子。甚至被当做权臣结党营私的标志，也自然会引起皇帝的猜忌。于是为求公平公正，在阁臣推荐模式诞生后几十年，一种新的选拔模式也应运而生——廷推。

所谓廷推，就是内阁的新阁臣，要由六部中负责官员任命升迁推荐的吏部牵头，会同六部九卿以及各科道共同推举。也就是说，要通过廷推成为大学士，巴结领导是不够的，还要搞好群众关系，至少要有个好人缘。

工作成绩不但要好，还要名声在外，各单位都要混个脸熟。这套推荐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先经集体推荐，再经组织鉴定，最后通过讨论，确定出新大学士的人选来，能从这套推荐方式里杀出来的，基本都是各方面过硬的牛人。

除了有能耐外，运气也很重要。因为按照《明实录》的说法，每次的廷推，都会引来当场争吵声一片，碰上脾气不好的，卷袖子动手的都有。但是仅仅能从这套推荐过程里突围出来，却未必一定能入了阁，因为廷推的最后一关，就是皇帝批准，通常都是以集体推荐的方式，确定五个候选人呈报皇帝，再由皇帝从这五个人中择优选取两个，倘若能幸运选中，入阁梦想才算实现。

一般说来，能从这套廷推过程里突围出来的，通常都是明朝历史上才能卓越的名臣。明朝有文字记录的第一次廷推，发生在弘治八年（1495），那年经过一套严格的组织考察与推荐讨论，确定了五个内阁大学士候选人，弘治皇帝从中选择了两个，这两位，便是弘治皇帝三位时内阁三位重臣中的两个牛人：李东阳和谢迁。

而随着廷推制度日益固定，先前皇帝任免阁臣的模式，也有了一个专用名字：特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特简和廷推并行使用，成为明朝内阁大学士选拔的基本模式，而原本由内阁大学士举荐人选的作法，在张居正去世后就基本废止。

诸上几种方式的实行，虽然都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但根子上的目的却是一样的：为大明朝选拔靠谱的能臣。可随着明朝的国事日坏，这两样看着靠谱的制度，也越发变得不靠谱，无论是皇帝自己选，还是群众讨论选，选出来的却一个不如一个。

尤其是到了明朝崇祯年间，末代皇帝崇祯处于无人可用的窘境。当时崇祯灭掉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可灭完了才发现，重新得到重用的文官集团，内部却掐的厉害。具体表现在不管谁当大学士，都是骂声一片，谁干活，总有另一帮人来拆台，搞来搞去，大臣搞掉了一大把，工作一件没干成。

万般无奈的崇祯帝，不得已竟然干出雷人之举——开发出了新选拔模式，美其名曰是枚卜，说白了就是抓阄。皇帝也不指定，大臣们也别吵，谁当大学士，全靠抓阄抓出来。也就是说谁升官，全看老天爷的意思了。

没想到老天爷也不给面子，崇祯当政十七年，内阁大学士换了五十个，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个。位高权重的官员，转眼间就老母鸡变鸭，如此局面，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身体，新陈代谢如果过快，那肯定要出问题。

明帝国的健康，就在这样快速的新陈代谢中走向了衰败，直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而以自尽来了解自己执政生涯的崇祯帝，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依然对这个问题愤懑不解，他的遗言里有两段是说文官的，一句叫“诸臣误我”，一句叫“文官皆可杀。”

这两句遗嘱，其实都是气话——诸臣并不是有意要耽误皇上，杀掉所有的文官，也解决不了问题，关键问题是，这个王朝晚期，官僚体系的新陈代谢出了严重问题，国家更失去了对官僚体制的合理监督控制能力，最终的无序和堕落，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