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说他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中最有特点的皇帝丝毫不过分。他和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从平民阶层登上帝位的皇帝。但是刘邦起兵之前，好歹还是一亭之长，谓之平民略显牵强。真正从最底层一步登天的，上下五千年，唯有明太祖朱元璋一人。也许正是因为他当皇帝之前的非同寻常的经历，使他的帝王生涯中，他的政治措施与其治国的理念和他为了自己的权利所做的一切，看起来如此地丧心病狂和耐人寻味。

1、一个不懂经济学的皇帝

说朱元璋不懂经济学丝毫不为过。朱元璋的父母都是佃农，幼年时期就在给地主刘德家放牛，没有收到过教育。他成年起兵之后才开始学习写字，一直到他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日理万机，每天要批阅十多万字的奏折，更没有什么时间去学习了。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没有什么文化水平，连写圣旨都用的是大白话，这一点他自己曾无数次提到过，并且以此来督促他的诸位皇子们刻苦学习。文化知识方面的硬伤，便决定了朱元璋在治国方面难以通达先进的理念和改善陈旧的弊端。这里有一个例子可见一斑。

明朝开国以来，百废待兴，朱元璋十分看重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主张不过分征收农业税。这对于一个刚从战乱中走出来正逐渐恢复元气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国策，朱元璋做的倒也无可厚非。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仓禀逐渐丰实，朱元璋决定调整国家的税收政策，他亲自撰写圣旨指示，让民间百姓的纳税实物诸如粮食、五谷之类，不纳入州府和国家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及官员家庭。商人所缴纳税银，则折换成实物，诸如绢丝、布匹之类，同样直接供于军士家庭。而军人和朝廷官员则不再发给军饷，统统代之以实物。朱元璋还决定搞个试点，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实验一年后，朱元璋觉得成绩不错，于是通令全国一体实施。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行，不待言而自明。

2、朱元璋过于保护落后的农业经济，而轻视商业的发展

大家不妨想一想，中国幅员辽阔，各地产物优良不一，风土各异，如何能轻易地统一纳税实物？就拿粮食来说，有的省份粮食产量高，有的很低，有的省份善于生产丝绸，有的省份不产丝绸却产瓷器。如果统统代之以实物税，不说交通运输极为不便，就说物质的产量与价值，根本就无法做到用统一度量衡去衡量，而唯一能衡量的便是金钱。朱元璋这套政令下达下去之后，这些弊端很快便显示了出来，于是只好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放弃此项政策。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是随之相联系的货币体系和其他经济政策与措施，却是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如果全国的纳税个体都能够以货币为载体缴纳赋税，且集中在一起总收总发，则必然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金融体系，诸如银行、保险业就会应客观需要而产生，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也会有较大的提高。对于情况不同的各个地区与省份，则可以优先发展当地先进的产业。比如对于浙江和苏州，三山二水一分田，产粮食不行，却可以盛产丝绸，优先发展当地先进的经济。保证各个地区有足够的物资能够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各按民情，各求所需，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去发展。事实的情况是，西欧各国在十四世纪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了，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但是在同时期的明朝，朝廷的财政税收制度却与民间经济发展相脱节。导致的后果就是贫穷的地区愈加贫穷，富裕的地区也无法扩大其产业的生产而更加富裕，最多也只不过保持原状。

3、朱元璋的经济措施，使得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对于研究明朝历史的学者来说，“税重民穷”这个说法普遍贯穿于很多人的思想。然而实际研究却发现，这个说法缺乏它的学术性。如果一再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老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而无力支撑，穷着越穷，则还可以说的通。但是，要是认为国家厘定的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老百姓无力支付，则与事实情况大相庭径。十六世纪末，全国田赋税最高的为南直隶苏州府，占到了农民收入的20%。此外其余州府基本上都在10%以下，而且税额高低又有不同，有的省份占到了9%，有的只占到了1%。但是以比例而言，同时期的日本大名政权，农民的税收总额占到了农民全年收入的一半，17世纪末的英国，一个人口只有中国三十分之一的国家全年的税收大抵和中国相当。从这些方面不难看出“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国家厘定赋税过重，而在于税收制度的落后与低能，使那些腐败的官员能够避过朝廷的耳目大肆加征和剥削。

朱元璋的政策措施，总体来说，不在于扶持和提倡各地区先进的经济产业，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企图把全中国变成一个大农场，让所有人都能够从事农业生产。他鄙视商人，对商人征收过于沉重的商业税，使得各地区物质的流通无法满足于经济发展的现状。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意发展工业及商业的做法，是中国落后与世界资本潮流的一个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