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某些“经济学家”放过底层的“韭菜”们吧。

昨天刘志彪和张晔两位教授提议建立生育基金，立刻遭到了网友的批评，我本来想刘、张二位教授的想法就已经很逆天了，不成想刚刚过了一天，立刻又有一位专家出面为该提议背书，将生育基金的提议进一步“改进”，提出未来可能会对丁克征税。

刚刚看到一篇文章写道：

经济学家周其仁说过一句话：我在北京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多年来有一个经验，就是不要轻易去提加税的建议。因为这建议很容易被政府吸收，政府最容易听的意见就是加税。

昨天我也在针对生育基金的文章里写道，在目前国际、国内大形势下，经济学者们想解决经济压力问题的出发点固然不无不可，但作为专家就应当从更专业、更精深的角度来考虑创造经济增长极和核心竞争力，而不是毫无建树地在人口红利优势下，继续针对如何维持人口红利而“贡献”点子。

这种不考虑如何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生活满足感和精神追求，而只知道一味曲意逢迎的做法，实在衬不上“经济学家”这个名头。

刚刚我在朋友圈写了三句话：

• （1）别幻想着又想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同时还幻想着马儿们都感恩戴德；
  

• （2）割韭菜也要讲究韭菜的生理周期和自然规律，只想着割又不给韭菜上点肥，还指望着韭菜能长得好？
  

• （3）作为经济学者，不考虑如何解决经济压力和发现新的经济增长极，只知道宰牲祭天，这种“经济学者”要么是懒，要么是蠢，要么就是单纯的坏。
  

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民间对于同性关系都持有宽容和理解的态度，那么男女（甚至同性）之间是否愿意结合、以何种方式结合、结合后是否愿意进行性行为、是否愿意生育子女、在政策条件下生育几个子女，这些问题都是民众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而某些经济学家们却只将眼界局限在了生育这一件事情上，并且为婚姻这种社会关系强行施加了某些义务，令本应该是精神寄托、温暖舒适的家庭，掺杂进了冷冰冰的强制条件。

这样的家庭，就失去了家庭本应有的作用和意义，转而变成了用以生育的工具和机器。

而且，这些“经济学家”不食人间烟火的另一个体现，在于他们幻想着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都能够结合成为健康的家庭关系，以及每一个人都天生能够健康的进行生育。

然而，这可能吗？

我们姑且假设每一个人都有想要组建家庭的意愿，且每一个男女的性取向都是异性，如果要求每一个40岁以下的公民必须缴纳生育基金，那么：

• （1）剩男剩女们怎么办？如果一辈子都找不到配偶，是不是生育基金就只能等着40岁以后才能取出来？
  

• （2）男女结合之后，男方或女方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生育，是否也只能等着40岁以后才能提取出来？（你们又不给利息，凭什么要我们无息存款？）
  

• （3）家庭经济条件差，对于生育、生养缺少条件支持，本就捉襟见肘，却偏要强令生二胎，同时还扣工资，这是不是更令这样的家庭雪上加霜？
  

现代家庭，生养子女本就是一项“资金浩大的工程”，在生育子女之前，都会进行更为长远的规划，而现在却蛮横地要求必须生两个，不然就扣钱，是不是有点太强人所难了？

如果这样的提议通过的话，那么对于每个人而言，似乎天生就欠了国家两个孩子。

就像今天流行朋友圈的一个新名词——云绿帽：

本来强制对二胎提议设立生育基金，就已经很过分了，今天中国政法大学的胡继晔教授又进一步提出针对“丁克家庭”征税——这还真打算在割韭菜的时候，连韭菜根都割掉了？

如果胡继晔教授的提议成立，那么猜测，会有大量有丁克意愿的男女，拒绝结婚而以男女朋友的形式进行结合以避免“丁克税”。这样想来，“丁克税”变相地剥夺了公民缔结婚姻的权利。

至于胡继晔教授在文章里大书特书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乃大”，姑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是传统、腐朽的观念，这个观点所透露出的最大观点依然在于：

组建家庭的唯一目的和意义，只在于为父母繁育后代。

这样理解的话，是不是可以推定，胡继晔教授的观念里，韭菜存在的唯一用途，就是在于繁衍更多的韭菜。

当某个提议，令国家的民众存在的意义只剩下生育而剥夺了其他意义的话，这样的提议者就是典型的卖国贼。